歷年期刊

翁佳音：

「牽手khan-chhiu」來看臺灣世界史：從臺灣歷史慣用語論大福佬文化圈概念

頁 1-31 [ 摘要 PDF ] [ 全文 PDF ]

摘要：
　　本文以考證臺灣歷史慣用語「牽手khan-chhiu」的名源為主軸，認為「牽手」語源並非來自臺灣原住民語，且源於南島語的可能性非常低。牽手一語，應為福建漳泉人民在海洋世界與各民族相會過程中所創出的新詞，語源是漳泉語，但並不排除源自西班牙語casar/casarse的可能性。為何臺灣人會把牽手視為臺灣番語，與清代初期宦游文人所書寫的圖像脫不了關係。清人的敘述，多少有將臺灣視為「雙重番境」之傾向，臺灣人在後來卻將他者認識內化為自我世界觀。本文因此認為臺灣歷史慣用語的語源研究不宜太偏執於南島語或荷蘭語，必須回到漳泉語系族群與日本人、葡西荷等歐洲人交涉的歷史現場，因而進一步提出「大福佬文化圈」的研究概念。福佬（漳泉、潮州）語系應可作為一個歷史時空單元，成為一近代初期臺灣史的研究範疇。

關鍵詞：牽手、語源學、漳泉語、福佬人、文化圈

康培德：

親王旗與藤杖：殖民統治與土著挪用

頁 33-55 [ 摘要 PDF ] [ 全文 PDF ]

摘要：
　　本文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臺灣時，頒給歸順原住民的親王旗與藤杖為例，討論荷蘭人如何透過親王旗與藤杖進行前現代社會的殖民統治及原住民如何運用此兩種信物，達成與公司規範不同的政治目的。文章先後整理親王旗與藤杖在東印度公司臺灣殖民統治脈絡中的緣起，荷蘭人如何規範其使用方式及代表的意義，最後處理原住民如何挪用親王旗與藤杖。

關鍵詞：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統治、親王旗、藤杖

陳秋坤：

清代中晚期平埔熟番業主的番租性質，1740-1870：以臺中岸裡社和大崗山新港社的田園租業為中心

頁 57-85 [ 摘要 PDF ] [ 全文 PDF ]

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於利用岸裡社和新港社的例證，說明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平埔族的「番租」性質。這兩個部落的業主都曾以「番產漢佃」的租佃模式，將草地或田園出租給漢人佃戶耕作，抽取租粟，俗稱「番租」。不同的是，以（潘）敦仔家族為代表的岸裡社業主，屬於清代最為富有的熟番地主階層。在潘家管轄下的田業（「租業」）分成四大類：部落公業、潘家祭祀公業、潘家共業和潘家各房私有田業。基本上，前三項田業都採用出轐貝漢佃的辦法，抽取「大租」（俗稱「番大租」）。在私有田業方面，則因複雜的番漢租佃典賣關係與地方戰亂的影響，區分成「番大租」和「番小租」兩類；兩者性質不同，但沒有出現所謂「大小租」的番租名目。至于田寮地區的番業主，則因地理和生計環境的惡劣而呈現普遍性貧困化現象。許多番業主為求脫貧而將山林埔地出租給漢佃燒墾，抽取「番大租」，補貼生計。本文的主要論點在於指出，熟番業主基本上仿照漢人業主既有的「俗例」，按照田地改良程度而調整番租的比例。至於熟番的番餉或地稅（假設有的話）負擔，並不會影響番租的本質。

關鍵詞：清代臺灣、岸裡社、新港社、番租性質、番大租、番小租

李文良：

十九世紀晚期劉銘傳裁隘事業的考察：以北臺灣新竹縣為中心

頁 87-122 [ 摘要 PDF ] [ 全文 PDF ]

摘要：
　　十九世紀晚期，臺灣巡撫劉銘傳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積極推動裁隘事業，試圖將原本由地方隘首經收的隘租歸公，作為剿撫山地住民的經費。然而，因為臺灣的隘制有其深遠的歷史背景，這使得裁隘事業除了關係地方豪紳的經濟利益外，也涉及了清廷邊界政策、防衛體制、請墾，以及土地稅收等制度變革。本文將裁隘事業分成造冊、收租、裁隘、清賦等四個階段，觀察地方政府在推動事業改革時面臨了怎樣的問題，藉以瞭解晚清地方政府和社會的狀態。
　　本文的結論認為，邊區社會在裁隘政策推動期間所呈現的抵抗行為，大部分是針對縣級地方政府粗糙的行政措施，而非政策本身。這意味著作為傳統帝國行政體系末端的地方政府，難以負荷過多的行政作為。儘管政府的公文往來顯示，直到帝國晚期的一八八○年代，從朝廷到省、縣地方的命令傳達，以及情報流通，還是相當的流暢與通順，但直接面對社會的縣級地方政府，卻無法有效率的規劃政策的推行與監督。在晚清的政府和社會改造潮流中，我們沒有看到作為帝國行政末稍的縣級政府，在行政編制以及財政上有相對應的改革。縣級政府為了順利達成改革任務，只能更加仰賴地方豪紳，即使事務直接關係著豪紳的利益。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縣官的地方治理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豪紳的地方支配反而藉此改革而日益壯大。

關鍵詞：劉銘傳、隘防制度、清賦事業、開山撫番、財政改革

陳翠蓮：

戰後臺灣菁英的憧憬與頓挫：延平學院創立始末

頁 123-167 [ 摘要 PDF ] [ 全文 PDF ]

摘要：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留日臺灣菁英滿懷欣喜，期盼儘快返回臺灣，並組織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奉獻故鄉。返臺之後，創辦了延平學院，受到當時社會極大的歡迎。但是，學校開辦不到半年，就被下令關閉。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也在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被解散。
　　本文透過上述兩個團體的遭遇，探討戰後初期留日臺灣菁英面對中國統治的挫折經驗。陳儀政府以中國化做為教育政策重心，延平學院由留日菁英所主導，學生多數是臺灣人，被認為具地域主義與分離主義色彩。當局佈署了情治人員監視學校，並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藉口將學校關閉。中國政府對於臺灣知識菁英極不信任，禁止臺灣人插手高等教育、擁有教育自主權，這是延平學院被關閉的主因。
　　一九五○年代，為了防止共產主義蔓延，國民黨政府以恐怖手段壓制臺灣社會，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雖然並無活動仍被要求解散，延平師生更在一波波白色恐怖案件中受害尤深，這是白色恐怖時期知識菁英普遍的遭遇。政府大肆株連捕殺，使得臺灣社會震懾戰慄，同時也扼殺了一整個世代的菁英人才，導致人心的背離。

關鍵詞：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延平學院、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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