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就臺灣中部平埔村社而言，其受到外力的衝擊始於十七世紀，尤其在清治時期（即十七世紀末以來至十九世紀末），其社會變遷之急速、社群互動之頻繁，為前所未有。本文以文獻紀錄、遊記、探險紀錄等資料為主，從清代「社」的性質，考察清治下臺灣中部濁水溪至鳳山溪之間的社群互動關係。筆者將從「社」的多重性質考察，分析影響本區平埔社群關係發展的因素，一則描述外力介入前平埔族群彼此間固有的互動網絡，一則考察清治下不同村社如何在統治策略的操縱下，影響彼此的互動，並檢視過去有關平埔社群組織鬆散、各自為政的部落社會特質成說的適用性。
　　清代以「社」統稱土著村落，以有別於漢人的「庄」。然而除了自然形成的村社、血緣或地域社群的性質外，清治下的「社」也作為餉稅單位，清政府甚至透過跨社設公職人員（如通事等）的行政措施將某些村社統轄、整合在一起，因此在十八世紀九○年代得以依據村社社會關係網絡、地理關聯性，實施番屯制。簡言之，除了自然村社、血緣或地域社群為平埔社會自然發展的結果外，其餘均與外力入殖有關。因此，就清治下「社」的多重性質之釐清，有助於我們對平埔社群關係的了解，也是勾勒平埔村社關係發展軌跡並釐清社群互動因素之不二法門。

關鍵詞：社、部落、餉稅、地域社群、社群關係

摘要：
　　本文主要討論臺灣總督府在統治前期建立近代公司相關法制之政策變遷過程。臺灣傳統習慣上使用合股方式籌集資本經營工商業；在一八六○年代初期，臺灣正式開港後，商人們和西方貿易時有接觸、認識了近代公司，開始倣效，並將「公司」一詞放入合股商號名稱中。一八九五年割讓給日本後又努力理解日本的「商法」，也開始出現將「會社」放入合股商號名稱中者，對近代公司制度，表現相當高度的興趣與接受度。相反地，政府方面，導入近代公司制度之熱忱似乎遠落於民眾之後。在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前，清朝統治者並未認識西方近代公司制度之價值；一八九五年日本領有臺灣之後，也並未將日本明治維新時積極導入西方近代公司之經驗延伸到臺灣。
　　近代公司制度和傳統合股之最大不同，在於其需要政府立法管理監督，保障投資者之安全，始能發揮其功能。在法制面，臺灣總督府傾向以臺灣合股舊慣管理臺灣人之企業組織；一九○九年開始依合股舊慣制定「臺灣合股令」，並進而在一九一二年以府令限制臺灣人使用「會社」一詞。不過，依舊慣制定之「臺灣合股令」並未取得日本中央政府之同意；一九二三年因統治政策之需求，在臺灣進行法制改革，讓臺灣人適用日本「商法」，納入法律下管理。

關鍵詞：日治前期、近代公司制度、企業管理政策、合股舊慣

摘要：
　　一九三六年創設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是以臺灣總督府、糖業資本及財閥資本為主，合資成立的「國策會社」。一九三九年三月起，臺拓在軍方的指令下進入海南島，開始著手各項事業。其在海南島的投資金額，僅次於以開採鐵礦為主的日本窒素、石原礦業、在海軍指令下全力擴張的淺野水泥，以及行多角經營的代表性財閥企業三井物產。臺拓的投資規模雖然不小，但是在海南島的主要事業僅為農林、畜牧、運輸、製冰、建築及伐木業，其他如水產、礦業、電氣、通信事業等，都無緣插手。本文首先重建臺拓在海南島的各項經營史，並探討何以經營項目侷限於農林畜牧等事業之原因。進而指出至少由於海南島在「大東亞共榮圈」中地位改變的影響、無法網羅足夠的技術人才、資源調度不夠靈活、不具經營之自主性、經營成本過高等因素，限制了臺拓的發展。不過，若與一九○○年代「三五公司」的「對岸經營」相較，臺拓經營的項目遠較三五公司時期為多，這可以視為30年間臺灣整體經濟力成長之呈現；然而，總督府在對外擴張上受限於日本中央的性格則相同。另一方面，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調查團報告書中，多強調臺灣稻作及甘蔗栽培經驗、品種移植之可能性與重要性來看，可知臺灣對海南島農業能夠發揮之作用十分顯著；而海南島的農業試作，也正提供了臺北帝大等學術探險與實驗的機會。

關鍵詞：臺拓、臺灣總督府、國策會社、海南島、大東亞共榮圈、南進政策、三五公司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擬針對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收藏的一批由臺灣海峽打撈上岸的越窯系青瓷，以及《越窯在澎湖》一書所載錄採集自澎湖的越窯系標本進行分類，並在分類的基礎之上結合其他考古資料以及幾件帶有「永」字款的越窯青瓷，檢討以上兩批標本的年代問題。結論認為，上述臺灣海域發現的越窯系標本的年代跨幅較大，包括晚唐以迄北宋等各時期的作品，但以北宋初期的標本佔絕大多數。

關鍵詞：越窯、臺灣海峽、澎湖、青瓷、沈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