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相較於北臺盛行隘、屯的武力開墾活動，及南臺灣透過安撫番租形成的土地關係，清代進入臺灣中部界外的新移民，雖有部分聚落出現圍以莿竹的防禦工事，仍少存在隘、屯的武力開墾組織。本文主要利用清代史料（古文書、方志與古地圖等）、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及相關調查、口述訪談資料（集體記憶）等，針對濁水溪、烏溪中游的漢人、熟番移墾活動，及其與當地居民的互動，特別是以「亢五租」為主形成的社會關係進行分析，從而整體考察邊區（the border region）社會秩序（social order）。所謂「社會秩序」，指為了維持該社會「正常運作」的社會結構、公權力與社會習俗等，本文側重社會習俗，並及於公權力的討論。
　　本文指出漢人、熟番先後進入濁水溪、烏溪中游邊區社會，主要以「亢五租」與社番交換土地；部分地區以隘墾方式進行。隨著新移民勢力的擴大，雖有官治組織進入，卻不敷所需。因此新社會秩序的維持，除了「亢五租」外，有賴具「防番」功能的慚愧祖師信仰（慰藉民心）。本文不僅釐清向來被民間誤解為酬謝水社、官方與學者視為「番大租」的「亢五租」之由來與性質（安撫番租），也大致勾勒出水沙連六社生活領域的變遷圖像，有助於理解清代臺灣西部平原山麓地帶邊區生活風貌與社會秩序，並作為未來筆者整體比較臺灣中、北部與南部山麓地帶邊區社會特色的基礎。

關鍵詞：水沙連六社、亢五租、邊區、社會秩序、番食租、撫番租、番大租

摘要：
　　蔡蓮舫為清水「蔡源順」家族之後代，曾任臺中區長、臺中市協議會員、臺中州協議會員等職，是日治時期臺灣中部舉足輕重的士紳，也是臺灣總督府攏絡禮遇的對象。
　　一如臺灣其他大家族，蔡蓮舫也有養子和妾的問題。他的親生子陸續出生後，兩位養子深感不安，唯恐在家中的地位動搖，乃爆發爭產風波；蔡蓮舫之妾廖貴由於接連生下三子，加上具有漢學基礎、善於調解糾紛、又會打扮，在家中極受重視，能發號施令。因此，蔡家的家庭成員組成、發生的家庭問題，可謂臺灣大家族的縮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過，妾的地位高，在當時的時空環境卻不常見，因此蔡家也有其特殊性。
　　本文主要利用《黃旺成先生日記》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蔡蓮舫之孫蔡鎮國先生提供的〈蔡蓮舫家族文書〉，輔以〈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等官方檔案和《臺灣日日新報》撰成。黃旺成曾在蔡蓮舫家中擔任家庭教師，其1921至1925年的日記記錄了他在蔡家生活的所見所聞，涵蓋食衣住行、人際關係等各個面向，極為珍貴。其次，〈蔡蓮舫家族文書〉包含照片與蔡蓮舫的各式任命書、褒揚狀，亦屬第一手資料。本文即透過上述資料，試圖重現1920 年代蔡蓮舫的家庭生活。

關鍵詞：蔡蓮舫、蔡源順、廖貴、蔡伯湘、蔡伯汾

摘要：
　　本文擬先陳述1940年代前期設立的臺灣產業組合聯合會與臺灣產業金庫，如何運用從產業組合集結的資金，投入各項事業；接著，再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產業金庫改組之臺灣省合作金庫，如何繼承戰前建立的金融體制，將資金用於經濟復興。
　　戰時設立的臺灣產業組合聯合會與臺灣產業金庫，作為組合團體的主管機關，負責統合並支配各團體的資金。臺灣產業金庫時期資金用於臺灣島內者，主要為配合企業整備令和自作農運動等政策，提供放款。另外，其資產約半數以上多用來承購社債和國債為主的有價證券，故可視為戰時日本對外侵略下財政動員的一環。又，在戰爭後期經濟遭封鎖的背景下，臺灣產業金庫亦作為臺灣總督府推動經濟自立政策的後援單位。
　　戰後臺灣產業金庫由改組設立的臺灣省合作金庫繼承，擔任農、漁會信用部與合作社等地方社團的主管機構；合作金庫除協助經濟復興期間的農業放款並支援地方社團外，營運亦接近一般銀行經辦之業務，展現經營業務的創新。
　　若以宏觀的角度剖析1940年代從臺灣產業組合聯合會到臺灣省合作金庫的建置、改組對臺灣金融體系之影響，其重點在於臺灣島內資金之整合。該組織促使臺灣既有的銀行系統、乃至農村與地方資本主要存放的組合團體系統，將資金統整為單一體系，有助於政府進行各項資金的調配與管理。1940年代後期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即運用戰前建立的金融體系，推動各項政策性放款。

關鍵詞：臺灣產業組合聯合會、臺灣產業金庫、合作金庫、產業組合、戰時金融

摘要：
　　日據時期的產業調查指出，臺灣在地的桃園種猪和美濃種猪為早年廣東省系移民由嘉應州攜來；客家人自中國移居臺灣時，也將屬於中國系家猪（Sus scrofa domestica）種猪、養猪技術、產業結構一併帶入，在桃園和美濃一帶養殖、生產，逐步擴展，成為臺灣在地猪種。然自1897年以後，引進外來種猪與雜交肉猪的高經濟效益誘因，至戰後企業化養猪經營模式的興起，皆造成臺灣在地猪種的飼養頭數逐年銳減，甚至受到外來基因的滲入。1984年自桃園龍潭和中壢等客家聚落收集的桃園猪，被保種在臺灣省畜產試驗所（即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美濃猪和頂双溪猪則在1952年被認為遭外來種基因滲入而排除在保種族群外。直到2007年，國立臺灣大學在屏東縣六堆聚落（主要為內埔、竹田鄉）發現該地區飼養的本土黑猪（飼主主要為客家人），具有與桃園猪不同特徵的粒線體DNA序列；另分析微衛星DNA多態性（microsatellite polymorphism），也發現與桃園猪有顯著遺傳分化的現象後，猜測是這些黑猪從中國來到臺灣後，因島嶼區隔，加上隔離飼養，在小族群的配種制度下，逐漸分化成具有臺灣本土特色的猪種。
　　本文以屏東縣內埔鄉毛猪產銷班為個案，藉由臺灣養猪產業的歷史發展過程，探討本土黑猪（能與桃園黑猪遺傳特徵明顯區隔者）和六堆聚落養猪特性，及其文化意涵與產業結構，說明臺灣本土黑猪能在六堆聚落持續飼養的結構性因素。口蹄疫（1997 年）發生前，飼養本土黑猪多被客家人視為傳統農家的副業，係承襲中國傳統「清道夫飼養」之餿水養猪文化。臺灣陸續爆發口蹄疫情後，猪肉外銷市場一度全數中斷，養猪產業面臨危機。在遭遇重大衝擊後，內埔鄉客籍農民改變養猪方式，摒棄外來猪種，選育適應在地風土氣候特點的本土黑猪， 結合傳統與現代的養猪方式， 在競爭激烈的猪肉內銷市場中找到利基（Niche），並順利渡過口蹄疫重創、開放猪肉進口及國際穀物價格高漲等嚴峻考驗。因此，以「清道夫飼養」為基礎發展的養猪產業，一方面使傳統的餿水養黑猪之慢食文化再度受到重視，結合資源再利用的概念，兼顧產業與環保；另一方面，則讓臺灣本土黑猪接受保種復育。

關鍵詞：臺灣本土黑猪、清道夫飼養、內埔毛猪產銷班、口蹄疫、養猪產業

摘要：
　　日本漢詩人籾山衣洲曾於1898年11月至1904年4月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在此期間留下前後約5年半的私人日記。本文嘗試根據該日記史料，初步分析、建構日本人在臺北城的生活圖像，以凸顯日治初期日臺往來型態的多樣性。
　　過去對殖民地統治者由上而下絕對統治力的強調，可能在無形中過度強化或無限擴大解釋個人從屬於社群或集團的必然性，而忽略集團內部的階級、職業差異對統治現實所造成的影響，又或是個人可遊走在數種集團之間的多向性問題。從本文對籾山衣洲詩文交流、金錢流動狀態的分析，可知日人與臺人的交流未必受限於民族差異，有時會因利益需要或重疊的社群交往，衍生出新的合作關係。籾山衣洲對臺灣日日新報社內部人事更迭的紀錄，反映該報被收編為御用報紙過程出現的脫序狀況。此外，透過日記對古亭庄地區日人生活情狀的描述，可以嗅到日人社群內部不尋常的眾聲喧嘩與隱而不見的階級性。
　　從上述分析可以發現，統治者集團與被統治者集團之間的隔閡不是鐵板一塊，殖民體制下權力階層的結構也未必恆久不變，有時會因彼此利益所需而出現必要的犧牲、交換或重構，以便達到更大的目的或需求。這樣的過程，使權力者及權力集團結構出現短暫或斷續的縫隙與漏洞。

關鍵詞：籾山衣洲、在臺日本人、詩文交流、殖民體制、權力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