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梳理日治都市公園休閒機能的發展輪廓，以全臺公園與公園設施調查為基礎，討論日治公園之擴張、類型與位置，以及各時期設施與活動變化，再透過設施與活動變貌，初步提出公園休閒機能變遷之論說。經本文調查，日治全臺至少設置了33座都市公園，整體發展由人口集中的主要都市，向一般市鎮擴散，範圍由本島西部往東部、離島擴張。然而臺灣的公園，在1910年代以前被置入大量教化性用具，而抱持較強的教化性格，直到1910年前後休閒性設施才漸豐富，尤其1920年代以降，運動場、兒童遊園地、動物園、水泳場等遊憩設施大量進駐，公園成為集合多種遊憩裝置的群聚性休閒空間。日治前期官辦之慶典、祭典、儀式，在公園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1920年代以降，隨多種休閒設施群聚公園內，於公園舉辦之休閒活動愈見頻繁，臺人中下階層亦於1930年代常在公園出沒。戰時公園空間或活動，皆往戰爭協力方向發展，然其日常性「提供休閒」的機能，於戰時也未完全消失，直到1943年6月以降為增產糧食和預防空襲，公園休閒機能快速崩壞。透過公園被轉用為戰爭協力工具，或置入大量教化用具，反映公園也是執政者藉以推展其社會教育之中介工具，從而帶來民眾休閒教育化之現象。

關鍵詞：都市公園、公共空間、休閒遊憩、政治教化、生活文化涵養

摘要：
　　社會事業制度在日本殖民統治中期引進臺灣，取代了舊有的慈惠院救濟制度，象徵殖民社會福利政策嶄新的一頁。本文分析日治中期社會事業成立之背景與社會問題再定義的過程，也探討此時期福利治理的兩個重要機制，首先是方面委員的設置，殖民政府如何透過方面委員協助進行社會調查、評估社會問題，並將社會服務輸送到一般民眾手中。其次為社會事業知識如何傳遞，本文以臺灣社會事業協會之成立及其組織運作為討論核心，檢視知識普及之成效。本文最後指出，社會事業重新定義了社會問題與社會本身，且藉由新組織展開的社會安全網，除了是國家與社會新的統合機制，同時各種社會事業團體在協力過程中使一定程度的社會自主空間成為可能。

關鍵詞：社會事業、社會連帶、方面委員、臺灣社會事業協會、社會福利

摘要：
　　過去十年間，臺灣環境學界與實務界興起一陣「地方知識熱」；研究者投身田野與檔案，尋找及建構自成一格、與近代自然資源管理體制截然不同的「生態智慧」。然而，什麼是地方知識？什麼又是地方？援引拼裝觀與環境治理性的見解，本文主張，要回答什麼是地方知識，研究者有必要把國家與技術官僚悉心打造之環境治理體制帶進來，探討此體制是如何取消、吸納、援引與發明地方。日治時期的臺灣林業體制便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例子。本文以日本帝國對近代林業的繼受為始，說明日本在殖民臺灣之際即發明所謂「官民共利」或官民「相利共生」的林業傳統，且成為殖民林業官員在設計臺灣林野之取用與控制制度的導引。此官民共利的林業體制一方面創造絕大面積的國有林野；另方面，透過國有林野之使用權與所有權的收放，總督府林業部門試著吸納其眼中可信賴且篤志的行動者（即日系資本家），將之導向近代林業的最高目標：將天然林法正化。然而，被環境主體化的行動者拒絕從屬於此環境治理體制，且被排除者（多為以舊慣使用森林的臺灣人民）不時援引「日常生活的抵抗」來挑戰殖民政府之於國有林經營的權威。林業部門很快地發現，要在臺灣實施「官民共利」的國有林體制，可能是天方夜譚。即是在此困頓中，林業官員開始強調臺灣林業的「地方色彩」，稱臺灣人為「闊葉樹利用的民族」，主張其地方知識頗有帝國林業借鏡之處。本文分析顯示，此地方的現身不能說是林業官員終於發現了地方；地方於近代環境體制的現身既是權力運作的結果，同時其亦非預期後果；其現身既涉及環境治理涉及之利益關係者的主體化與從屬化，同時也展露該體制搖搖欲墜的程度。本文主張，當代研究者針對地方與地方知識的探究，若不能細究其與國家環境治理體制間的相生相剋，逕自將地方知識類比為――但又在本質上不同於――近代的環境科學知識，其結果恐怕不會比1930年代之日本殖民官員走得更遠。

關鍵詞：環境治理性、地方知識、殖民林業、日本帝國

摘要：
　　這是新發現兩件新港文書的轉寫和解讀，並附有原件的圖檔。其中一件寫於乾隆9年（西元1744年）9月5日，另外一件寫於7月2日，大概也是乾隆年間。本來都是美國人Joseph Steere於1874年元月在臺南崗仔林收購的，直到幾年前才在網路上找到。解讀工作仍然有很大的困難，因此並沒有很大的把握。
　　解讀文件的書寫體例大致上都按照李壬癸（2010）的專書，但是本文在構詞方面的解析做得稍微精緻一些。

關鍵詞：西拉雅、古文書、新港文書、轉寫、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