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主在運用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十七世紀東臺灣的資料，探討花東縱谷中、北段阿美族在一六四○、五○年代期間村落區域勢力的變遷。文章的首要目的是重建荷蘭文獻描述的聚落之地理位置，並考證其與相關阿美族村落或氏族間的關係。然後，以聚落為基本單位，進一步探討一六四○、五○年代期間，縱谷中北段村落的區域勢力消長與擴張範疇。

關鍵詞：臺灣原住民、阿美族、臺灣史、花蓮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臺灣總督府將林野納入支配過程中，以所有權為中心所產生的地權問題以及政府的對應措施。筆者基本上認為：因為清政府的國土經營概念侷限在「開發/封禁」的簡單態度上。對於可開發地區，即發給墾照允許一般人民積極進行開墾，政府只就開墾完成的土地，區分為田、園兩種地目進行管理。至於未墾地以及封禁地區則未予實際管理，因而也未發展出相對應的地目來。到了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試圖將臺灣全土納入控制，已墾地依土地利用型態，沿用適當地目，直接承認人民的業主權；其它的未墾地則統稱為「林野」。依據清代的土地管理，一般人民雖不具有林野的業主權，但在墾照制度下，也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支配權。對於這種具有一定程度的支配關係、卻又未強大到足以被認定為業主權的林野，總督府特別設計了緣故關係林野制度加以整理。
　　本文的結論是，臺灣總督府在處理林野問題時，基於統治穩定的考量，順應殖民地人民對於業主權的要求，除了不斷調整認定原則、增加統治的柔軟度外，甚至也藉用「善意」的道德性理由，擴大解釋清代以來非法佔墾利用的林野，以期順利完成林野的支配。

關鍵詞：林野、殖民地控制、地籍整理、土地行政、緣故關係

摘要：
　　民風作興運動」本質上就是一種「部落振興運動」，同時也是一種「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廣義的「民風作興運動」應該涵蓋這三個運動；就時間而言，大體橫亙整個一九三○年代。因此本研究從這個歷史架構上切入，以「民風作興運動」為經，「農事實行組合」（「組合」，相當於今日臺灣的「合作社」）為緯，試圖解析三十年代日治臺灣基層行政的空間結構。要言之，街庄役場（相當於今日的鄉鎮公所）係以「民風作興運動」為媒介，而得以整合各種農事團體以及保甲等組織。一般認為，保甲是各種農事團體的基礎地域單位。但是，仔細推敲三十年代臺灣「民風作興運動」在基層行政上所展現的空間結構，不難發現「大字」（舊街庄，大體上小於派出所轄區，而大於保甲的保單位區域）事實上與「保甲」並列為空間結構分析上的兩個基礎概念。
　　其次，農事實行組合的實施因地制宜，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性。民風作興運動開始不久後，各州廳依令在各地，或沿著各級行政體系，或只在純粹農村地區，組成農事實行組合或農事實行小團體，以統一監督農村各種小團體。狹義的「農事實行組合」指的是法人化後的組合，但廣義的「農事實行小團體」則不以法人為限，因此包括任意組合的農事小團體。原則上，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交戰之後，部落振興會大體成為農事實行小團體的「母體」，而農事實行小團體則是部落振興會的生產部門。但是，高雄州的系統組織剛好相反，州下農村地區（換言之，市街地或漁村除外）的部落振興會，幾乎都透過農事實行組合來運作；臺中州的系統組織則採兩者並行方式。東部臺灣的運作情形雖不脫部落振興的整合原則，但實際作業相當疏落不齊。
　　可以肯定的是，當日本帝國自準戰走向戰爭時期之際，部落振興會也同步轉化為行政系統的末端細胞，一方面將市街庄下各主要基層機構和小團體初步加以整合，一方面也接受市役所和街庄役場的統制。細究此一結構性轉化，民風作興運動中農事實行小團體的法人化實為結構性媒介，此一轉化之所以可能乃因為農事實行組合是一個以「大字」或「保」「以下單位」為基礎的地域組織，而這個地域組織的實踐必須落實到「部落」這個概念。換言之，農事實行小團體的地域單位是「部落」，而「部落」這個概念本質上就是一個「社會生活單位」──不單指稱「生產區域單位」，同時也意指「基層行政單位」。

關鍵詞：保甲、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民風作興運動、農業實行組合、大字、空間結構

摘要：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ctivities of the Taiwan Development Company (TDC) in Indochina during the 1930s and 1940s. It uses the concept of subimperialism to explore corporate expansion into Indo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ventures there, and the impact of overseas expansion on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ese and Japanese employees.
　　Subimperialism occurs when actors on the imperial periphery pursue expansion to advance their own interests rather than those of the imperial metropole or of the empire as a whole. The TDC and its sponsor, the Taiwan Government-General, wanted both to monopoliz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Indochina and to exploit the French colony's natural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These aims put them in conflict with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interests based in the imperial metropole back in Japan that were also attempting to exploit Indochina.
　　TDC business ventures in Indochina were also significant in that they unified two policies that the Japanese colonial regime in Taiwan had pursued separately before the 1930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the extension of Japanese influence into the neighboring regions of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TDC was the institutional reification of these twin goals of policy in Taiwan.
　　Finally, expansion into Indochina chang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ese and Japanese TDC employees, drawing them closer together and transforming the Taiwanese employees from colonial subjects to adjunct imperialists in the Japanese domination of Indochina.

關鍵詞：Colonial Taiwan, French Indochina, Imperialism, Subimperialism, Taiwan Development 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