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從經濟理論而言，家庭所得是家庭儲蓄行為的最重要決定因素。作者研究日治時代臺灣農家的儲蓄行為時，發現農家所得對農家儲蓄額有決定性的影響。不過，他們也發現當時農家的儲蓄率雖然相當高，但是從一九一八～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間，全體農家的儲蓄額及儲蓄率卻呈現下降的趨勢。為深入了解日治時代臺灣農家的經濟狀況，本文運用一九一八～一九三七年間之農家的資料，剖析日治時代臺灣農家的所得水準及其變遷，並採用農家所得變異數、差異係數、吉尼係數等統計測定數以及迴歸分析、巴特力檢定等統計方法，探討農家所得之重要決定因素與所得分配不均度的問題，得到四個主要的結論。(1)在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間，政府農業技術革新政策，削弱了經濟不景氣對臺灣農家所得的不利影響。(2)全體農家所得分配的不均度，從一九一八～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間，有明顯減低的趨勢。(3)一九一八～一九二一或一九三一～一九三四期間，農家擁有之生產因素數量（特別是勞力、資本財）是農家所得的重要決定因素。(4)農家種作別、居住地域別或生產因素數量類別在一九一八～一九三四年間，都對農家所得變異數有統計上顯著的影響。不過，農家身份別只有在一九一八～一九二一期間，對所得變異數有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農家所得變異數、差異係數、吉尼係數、迴歸分析、巴特力檢定

摘要：
　　傳統以來，對於臺灣土地改革的實施原因大抵皆會描述當時不公平的租佃制度，及佃農遭受地主嚴重剝削的情況，並且假設當時業佃之關係相當的不和諧，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階級衝突是一觸即發，因此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國民政府才積極推動土地改革。對於這樣的論述，本文於田野調查及文獻檢閱之後，提出下列質疑：即當時的業佃關係真的是那麼不和諧嗎？佃農們是否有透過一些實際的行動，積極的想對地主進行抗爭？如果答案為否（即業佃關係是和諧的），那麼是否有什麼證據來給予證明？而我們又該如何來解釋這個現象？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課題。
　　土地私有權的確立及租佃制度的執行在臺灣已有二、三百年的歷史，長久以來，佃農即受到許多不公平的待遇，如口頭短期契約、高額地租、預繳高額押租、鐵租規定等，但是由於歷史因素使然，除了在日治時期的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發生農民運動外，佃農鮮少對地主發動抗爭。究其根本原因，乃是由於權力關係不對等所致，地主可以輕易的撤佃起耕，使得佃農不敢輕舉妄動。然而，在田野調查之中，本文作者發現佃農不僅無反抗之心，對於地主更是發展出一種父慈子孝的意識型態，並深受其影響。在這種情境之下，業佃關係自然是相當的和諧，也看不見彼此之間的衝突景象。這種情況也可由土地改革之後，多達二萬九千多起的自動退耕案例來作為證明。也就是說，在政府協助之下，雖然許多佃農已經可以取得耕地之佃耕權或土地所有權，但是內心仍然無法脫離上述意識型態的掌控，而自願的把耕地歸還給原地主。
　　本文欲透過權力關係之相關理論來描述這種現象，並由此來顯示佃農生活雖然困苦，但是其根本的生計倫理並未被地主忽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業佃關係的和諧並不表示佃農沒有受到地主的剝削，佃農及其家人仍然是生活於飢餓的邊緣，土地改革的實施，對於佃農的生活確實帶來了助益，但由於共有出租耕地的一律徵收，及政府對於地主定義的大幅度擴張，使得一些中小地主或土地所有權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關鍵詞：土地改革、租佃制度、業佃關係、自動退耕、權力三個面向

摘要：
　　臺灣開始研訂全面性的科學政策，始自一九六七年「國家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簡稱科導會）的成立。該會的創設，來自於當時總統蔣中正的主動領導，與以往學者倡議鼓吹政府規劃科學，無論在格局規模、思想理念或發展方向方面，均大不相同。感受總統「知遇之恩」，間歇回國主持科導會的吳大猷，一開始就確定一個從「國家」的觀點來談科學的基本原則，不再侷限於學術的觀點，而是從國家社會的需要（如教育、經濟、國防等方面），來制訂全盤的政策，擬定長期的計畫。國家如何規劃科學發展？科導會所確定的基本政策是否合宜？所研擬的藍圖對臺灣科學發展有無功效？本文是臺灣科技發展系列研究之一環，旨在探究所謂「國家建設」與科學奠基的關係，及其在國防科技、工業研究方面所引發的爭議。

關鍵詞：吳大猷、李國鼎、蔣中正、蔣經國、科導會、國科會

摘要：
The argument of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draw attention to Wang Shih-ch'ing's many contributions to Taiwanese economic history and particularly to his study of river transportation in the Taipei Basin. Household registers compiled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dicate that women living in Ta-tao-ch'eng in the center of the Basin were far less likely to marry than women living in Hai-shan on the edge of the basin, and that women living in Hai-shan were less likely to marry than women living in rural areas outside of the basin. The reason appears to be that the tea industry centered in Ta-tao-ch'eng gave women an alternative to marriage.

關鍵詞：Taipei Basin, Ta-tao-ch'eng, Hai-shan, women, marriage, tea industry

摘要：
　　戰後臺灣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研究，尤其由「非日本語世代」學者所完成的研究成果當中，柯志明博士的「米糖相剋」研究，毫無疑問可說最富盛名。本書的出版是作者繼一九九五年由Westview出版的Japanese Colonialism in Taiwan: Land Tenur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1895-1945 之後的另一本相關著作。一如作者在序言指出，本書雖以翻譯上述英文著作為出發點，但是結果是「翻譯變成了改寫」，其內容依中文讀者的需求及作者新近的研究發現而作了相當程度的調整及更動。由此說明可知本書並非一九九五年英文著作的中譯版，將之視為作者對「米糖相剋」問題更為精進的研究成果，應屬妥當。
　　本書在序言之後，接著分別以「導論」、「第一章商品化與家庭耕作式現代農業之形成」、「第二章糖業資本與臺灣農民」、「第三章米糖相剋」、「第四章米糖體制的危機與本地階級結構的再整編」、「結論：米糖相剋、發展與從屬」，縷縷敘述從一九二○年代起出現於臺灣經濟的「米糖相剋」現象，由此追索到包括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日本獨占資本對臺灣經濟的剝削、本地社會的變化等各面向所具之歷史意義，以討論「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如同在「導論」所見，本書在研究方法上，主張對「家庭耕作式」（family farming）及其與資本主義生產樣式的「連屬關係」（articulation）的重視，對中外各家的見解，尤其是對矢內原忠雄及照彥兩位教授的研究方法作了相當程度的敘述及批判。
　　追本溯源，矢內原教授的臺灣經濟研究可說是他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殖民政策講座的學術研究成果之一，同時也是其學術任務的實踐。該講座最初由後藤新平等與臺灣有淵源的人士捐贈，聘請新渡戶稻造擔任此講座第一任教授而成立，該講座的宗旨在於裨益日本的殖民統治。換言之，即是從統治者或領有國的角度嘗試建立新的學問體系，而且在性格上屬於東大經濟學體系中的政策論，因此在當時為現狀分析而非歷史研究，其講座名稱定為殖民政策而非殖民地研究的理由或可說在此。也因為有如此的背景，擔任第二任講座教授的矢內原除更進一步充實其恩師新渡戶對西歐殖民歷史的整理與說明外，更將注目的焦點擴大到當時的東南亞及印度等地。
　　戰後，「殖民政策」更名為「國際經濟學」，矢內原被召回東大並擔任首任教授，由於戰前的學術任務及政治壓力的消失，該講座在矢內原的階段便開始重視受資本主義侵凌的本地社會之變化與反應，一九七○年代繼起的照彥之研究可說是在此學術背景下出現。若再以筆者所親身觀察到的一九九○年代後半的研究手法，已可看到為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的問題，冒著生命危險到馬尼拉貧民窟作持續一年以上田野調查的實例。
　　因此，儘管戰後繼起的照彥研究指出矢內原在《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只強調日本獨占資本侵凌的側面，而忽視本地社會（即所說的土著社會）的批判是可接受，但是從上述的學術文脈及矢內原為文立說時的政治氣氛，其在方法上被指摘的「問題點」，未必是出於矢內原對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解問題。
　　本書在研究方法所主張的層次，基本上雖可說與照彥研究重視本地社會相同，但是相對照彥對於象徵臺灣地主階層（地主資本）的「族系資本」之研究，本書更深入強調直接的生產者──農家的重要性，仍必須給予相當程度的評價。
　　不過，另一方面，本書的研究方法亦與照彥研究曾在日本經濟史學界所受到的批判一般，並未清楚區分國家權力與日本獨占資本，將許多獨占資本本身主觀的意願及利益等同國家權力的意志及施政動機，結果只強調到日本的殖民統治為異民族統治。當然，殖民地的問題就其根源而論就是異民族統治的問題，然而在解釋如「米糖相剋」這類經濟性的問題時，是否完全有效而周延，不得不說仍有商榷的餘地。
　　首先，在資本積累上，糖業資本發揮企業家精神所作的努力因此完全無法顯現，而只能是依存在國家強權暴力之下的寄生蟲，似乎過度簡化當時的日本資本主義而與史實之間有著相當程度的距離。其次，對近代日本國家權力（包括日本政府及臺灣總督府）的性格及作為，由於未能給予充分的說明，當臺灣農民與日本製糖會社發生利害衝突時，即使施政現場的日本人官僚很露骨地偏袒日本人，但是個別或個人的遭遇經驗是否就能順理成章地推衍成整體或全面性的歷史經驗，尚須更多而且直接的史料及資料佐證才易論斷。從許多相關的史料檔案，多少也可看出在臺灣總督府及日本政府的決策或施政，未必是從糖業資本的立場出發，臺灣總督府也不會只是日本政府在臺灣的代理者而已。
　　所謂的「米糖相剋」問題，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即為稻米與甘蔗互成對方的競爭作物。然而，在漢人來臺400餘年的歷史當中，米糖競合的現象自清代便已開始，並非日本殖民統治臺灣之後的特有現象，揆其根本原因當在於臺灣米的商品化。清代臺灣米以補充閩南地區的不足，日治時代則以「殖民地米」的情形支應日本國內需求而大幅提高其商品性。
　　從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官員的調查報告顯示，臺灣農民往往是在生產條件較好的農地種植稻米，其收入為農家的主要收入，較差的地區則種植甘蔗，以作為一時性的現金收入。臺灣的稻米自清代起即具相當高程度的商品性，已然超越自給自足的維生程度。從許多調查資料顯示，臺灣農家的收入除主賴種植稻米外，利用農閒打零工等農外收入亦為重要來源。而臺灣農民的主食─在來米─自清代起早就是流通在市場的商品，農民在耕作的選擇上，往往基於是否對其農家經營的有利之類的考量，作出最合乎經濟理性的安排，農民在意的可說是收入的問題，種稻或種蔗只是其選擇項目而已。
　　本書就農民或農家經營給予許多重要而基礎的概念，諸如上引「家庭耕作式」農家及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連屬關係」、界定日治時期的在來米為「維生部門」。「家庭耕作式」農家，從本書文脈應可理解係相對農業勞動者之概念而來，但是站在讀者的立場，本書對「家庭耕作式」農家的經營實態，尤其在商品化程度已相當高的情況下，「維生部門」在此「家庭耕作式」農家經營所扮演的角色或是具備的意義，若能作進一步的說明，應更能理解何以一九二○年代會有「米糖相剋」的現象出現。
　　至於臺灣農家何以仍維持「家庭耕作式」農家的經營方式，從事後的觀點論，這種經營方式所導致的農家自我剝削，使糖業資本得以獲致更多的積累可能，雖然此現象與從屬理論之類理論的描述雷同，但是這並非全然本書所主張係國家權力為擁護糖業資本而事前故意使然，況且本書亦未提出證據來支持如此重大的論點。日本糖業資本大舉入侵臺灣卻無法造成臺灣農家經營大幅的破產、普羅化，似乎有許多相當複雜而糾結的理由。
　　其中，可想見的是除製糖業本身對工業勞動人口需求本來就少，加上當時臺灣亦欠缺其他足以將勞動力拉出農村的工業外，當時「家庭耕作式」農家經營受到維持亦為可能的原因之一。而臺灣無法像日本發展工業，顯然又與當時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及日本政府、臺灣總督府治臺政策的大格局有直接關聯。
　　此外，農民大幅的普羅化，立刻受到影響的將是臺灣的地主階層，本書未對臺灣地主制給予重視，堪稱研究方法的特徵之一。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地租改正」消滅大租權，承認小租戶為地主。由於小租戶多為在地地主，對地方有相當程度的政經社會文化影響力，在大租權實質成為地租的附屬費用後，臺灣總督府的處理顯然具有拉攏或「溫存」既有勢力之目的。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包括日本政府、臺灣總督府所象徵的近代日本國家權力自明治改元更始即以地主為權力基盤之一，儘管工業發展、產業資本抬頭之後亦復如此。因而臺灣總督府的「地租改正」事業只是建立其能理解、掌握的地主制而非抑制臺灣人地主。以剝削佃農剩餘價值而成立的臺灣地主制，受到國家權力的支撐而處於甚為發達的情況下，是否也是阻止農民層分解的重要力量？此外，臺灣的地主階層儘管受到日本國家權力的支撐，卻也未必全然是日本殖民者的「同盟者」，而其經濟利益也未必始終與糖業資本一致。
　　總的來說，一九二○年代開始的「米糖相剋」現象如本書所言係起因於日本國內米穀供給不足，然而臺灣米自明治期開始便已銷售日本，在蓬萊米成為主力商品之前，圓糯米因口味接近日本米因此成為出口大宗。蓬萊米出口量的增加帶動臺灣整個米價水準的上漲，接著造成蔗價水準的上漲，然而蔗價的上漲未必就會造成糖業資本的「危機」，而是在糖業資本無法將此上漲以糖價調漲方式轉嫁到消費者或是提高其生產性才有可能出現，結果就是因當時日本國內糖價調漲的空間有限及生產性提高不易突破的情況下才發生。「相剋」雖壓縮糖業資本的積累空間，但也未必就是「危機」。所謂的「相剋」是對糖業資本而成立，而非臺灣總督府甚至層次更高的日本對臺灣的統治。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政經利益，不能只集約在糖業一點。
　　眾所皆知，當臺灣及朝鮮的「殖民地米」進口到日本國內，將米價壓抑到危及日本農家經營，日本的地主階層運用國會等的政治壓力要求日本政府限制甚至禁止「殖民地米」的進口，以維持日本國內的米價水準，於是臺灣總督府的米穀出口管制措施、鼓勵轉種等政策接二連三出籠。這些政策看似有益糖業資本，但是這些並非以維護糖業資本的利益為出發點，主要是在配合日本政府的米穀管理政策而來，況且稻作的抑制並不意味著對蔗作的有利。然而這些限制臺灣稻作生產或米穀出口的施政很快因日本的侵略戰爭，在「時局」的需求之下，更張改為鼓勵增產，臺灣總督府一九三○年代後半的米穀政策是在同時發布「糖業令」，以政策手段維持米糖生產均衡的情況下進行，管制（即統制）取代了市場機制。進入戰時體制的糖業資本之經營未必因政府管制而好轉，「米糖相剋」的問題亦未必獲得解決，相反地被新添加的各種戰爭動員，使其生產體制逐漸受到破壞。
　　最後，從史料的角度來看，本書可說與前引照彥研究相同，皆以引用統計資料或前人著作等之類，或可稱「二手資料」的文獻作「外圍性」的論述。作者的理由在本書序言便已明言「受惠於矢內原忠雄（1929）、川野重任（1941）、與照彥（1975）等各家先進在日治臺灣研究上的累積與傳承，後人就經驗資料的發掘或已難再有重大的突破」（VIII頁），因而「照彥與本書作者等後人，從反省與修正矢內原忠雄的理論出發，所提出的競爭性理論（中略）主要的差異其實表現在對於現象的理論解釋上，而不在於誰發現了更為新奇的資料」（IX頁）。但是，在近十餘年臺灣史研究蓬勃發展，公私史料檔案不斷出土的情況下，上引見解令人稍感費解。
　　歷史研究當然不是無方法論的史料或資料堆砌，然而評者反省自己常犯的毛病在於因引用某學說，便暗自認為已取得論述上的正當及正確的保證而疏於對史料、資料的重新審閱及收集。任何的學說理論應有其背後的事實基礎，其對事物的掌握有其不同的理論高度，而且未必與自己的研究課題接近。史料、資料對歷史研究而言有如指南針，指引著研究的進行方向，學說、理論則是接近研究課題的工具，工具可有各色各樣而且是人在使用工具並非工具決定人的方向。因此在進行歷史研究時，評者自省應要更在意於與史料、資料的不斷對話，彼此必須始終維持一種緊張的關係。
　　不過，儘管有上述評者個人主觀的偏頗之見，依然無損本書在日治時代臺灣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光彩，這點是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