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無才便是德」清楚地揭示父權社會無意女性接受教育的態度。清代的女性僅能透過家庭、書房接受教育，學習「三從四德」與「男尊女卑」。1865年，西方傳教士先後於臺灣創辦兩所女子學校，首開女子教育之先，教育內容雖以訓練傳道人員為重心，但仍不脫教導女性成為「賢妻良母」。
臺灣的女子教育至日治時期才納入學制系統。有別於專供日人就讀的小學校，臺人進入公學校接受基礎教育。日治中期以前，由於地方教育資源有限，再加上傳統觀念續存，女童進入公學校就學比率偏低。隨著官方宣導，以及社會領導階層的大力鼓吹，入學比率遂日益提高。
學校除了教授日文、史地、算術、理科等基本科目外，也安排藝能與體操課程，訓練技藝並激發女學生的體育興趣，各科目表現優良者亦會頒發獎狀作為鼓勵。（圖1）此外，校方也注重和家長的溝通聯繫，透過家庭通信簿，提供管道使家長暸解學生的學習狀況，雙方進行交流互動。（圖2）課程之餘，也規劃遠足和修學旅行，活動範圍不外是觀光名勝、重要機關、展覽會等，甚至遠赴日本。然而，教育科目看似多元並進，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的主要目標仍是期望女性成為良妻賢母，輔佐男性，而非訓練女性能自立更生。（圖3）

圖1：1936年西螺女子公學校廖滿子操行及學業優良獎狀(檔案來源：日治時期之賞狀、任命狀等文書，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圖2：1938年至1943年蕭綉英公學校家庭通信簿，內容記載該生個人經歷、學業成績及出席狀況、身體狀況、聯絡人基本資訊、教員姓名、意見交流欄等。(檔案來源：嘉義民雄蕭綉英文書，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圖3：日治時期教科書中的女性形象。左為國語講習所修身掛圖，右為《公學校修身書（兒童用）》課本的插圖。兩者皆突顯女性於家中照顧翁姑、子女與丈夫的「良妻賢母」形象。（檔案來源：郭双富集藏（左）、公學校教科書（右），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隨著公學校女學生就學率提高，畢業後的升學需求也相對提升。1919年頒布「臺灣教育令」後，接連設立專收臺人女性的彰化及臺南兩所高等女學校，後又明定取消臺、日人的差別待遇，開放共學。於是各地紛紛增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師範學校女子部，以及農業、商業及家政教育等學校。然而，蓬勃發展的女子教育並未延伸至高等教育，許多家境良好並有志向學的女性，無法在臺灣本土獲得深造的機會，多負笈海外留學。（圖4）

圖4：高慈美（1914-2004，臺南人，醫師高再祝之女，戰後任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照片中紅心標示者）於1927年至1931年間至日本下關梅光女子學院就讀。左為留學期間與同學合影，右為1931年梅光女學院上數學課的情景。(檔案來源：臺北大安高慈美照片，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

綜觀日治時期的女子教育發展，雖然能受教育的女性仍以出生於富裕家庭的中上階級為多；教育內容上，女性還是多被灌輸以家庭為主，輔佐男性為重的思想。但不可否認的是，女子教育的發展，不僅擴大女性的知識領域與生活空間，也成為女性走出家庭，進入職場的有力憑藉。另一方面，知識分子所傳入的重視女子教育、提倡男女平等、肯定職業婦女、鼓勵妻女參與公眾活動等新觀念，也漸漸影響至普羅社會，影響戰後女性地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