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長崎泰益號所建構的臺南網絡中，與其交往最久、又是科舉家族弱房出身的王汝禎為研究對象，試圖分析其如何因應中、日帝國政經關係與全球化經濟的劇烈變動，並透過金義興號的營運發展、自身商人地位的變化，以及對現代化經營的積極學習，展現遊走於帝國勢力夾縫之間的殖民地商人韌性。
本文有幾點發現。首先，以出身「科甲之裔」自居，成為王汝禎的文化資本，不僅得以擴展在地臺商網絡，也獲得日商旭商店居中媒介，1910年代成為臺南海產批發行與函館直接貿易的代表性商人。其次，臺灣海產雜貨商雖然最先透過長期控制日本海產出口的神戶和長崎華商進行與日本的直接貿易，然而1910年代已經日本化的臺商，不僅可以直接和日本出口商交易，甚至到神戶設立公司，進一步建構臺南、基隆以及神戶的貿易網絡，也因此降低對在日華商的依賴或在臺日商的競爭優勢。第三，金義興號退出泰益號臺南網絡的原因，一方面是全球及日本帝國圈內進口海產來源多元化，導致對泰益號的需求選擇彈性極高；另一方面，則是長崎航運劣勢和泰益號組織的惰性，而讓該地海產缺乏價格和品質的競爭力。第四，相對於1920年代泰益號進入營業消退期，臺南商人之間建構出來的貿易網絡，以及因應安平港和高雄港的消長，共同合資在高雄港設立從事跨國進出口貿易的利興公司，反而奠定王汝禎作為南臺灣巨商的地位。由此突顯臺商比泰益號更能迎合變動劇烈的時局，呈現跨足華商和日商網絡以及自創臺商網絡的商業韌性。

關鍵詞：金義興、王汝禎、泰益號、神戶、函館、海產

摘要：
　　一貫道在臺灣曾經歷長期的查禁與污名化的過程，一貫道可以合法傳道，就臺灣信仰自由而論，頗具象徵意義。
　　本文乃透過臺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解密的檔案，探討一貫道在臺灣第一代傳道者張培成，以及他創立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挑戰與壓力。
　　一貫道內部極重視倫理，張培成在一貫道屬後輩，然而他卻承擔開辦一貫道總會的責任。1959年，他的名字開始出現於官方文件之中，1963年之後，他成為與政府機構往來的主要交涉者。
　　戒嚴時期，一貫道是否合法取決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內政部無權決定。面對當時國民黨立法委員的提議，與擔心選票流入民進黨，1987年2月16日，行政院正式宣布解除一貫道傳道禁令。
　　一貫道總會創辦時期，張培成須面對其他宗教團體的質疑，以及泛一貫道信仰派系的挑戰。經張培成數十年的持續努力，1988年3月，一貫道總會終於成立。

關鍵詞：一貫道、國家檔案、張培成、一貫道總會

摘要：
1991年5月「獨臺會案」反映解嚴初期情治機關在政治考量下的選擇性偵辦：對單純「言論」趨向容忍，但對涉及「組織化」的行動，以《懲治叛亂條例》、《中華民國刑法》第100條加以嚴懲。情治機關並掌握著「言論」與「組織」的模糊解釋權，循低成本鎮壓原則選擇性執法，鎖定陳正然、廖偉程、王秀惠、林銀福（Masao Nikar）等非檯面人物，藉該等的背景及社會關係，向勞工、校園、原運、教會等社運力量示警，迎合行政院長郝柏村不能姑息臺獨的強硬立場，並藉本案遏制臺獨聯盟自美遷臺行動。
本案偵辦關鍵在於情治系統的長期佈建。國家安全局循解嚴前的辦案模式主導情資整合與內線工作方式。法務部調查局以長期打入史明的偵破佈建林榮來（「青山」）為核心取證，掌握交付傳單、印刷《獨臺會革命綱領》與宣誓入會等「著手實行」證據，並與檢方在審理中掩護其身分，調查局事後擬給重獎感謝，「用掉」長期培養的內線，顯示本案非外界所稱烏龍辦案。政治決策上，總統李登輝對偵辦步調事前知情，折射出其在權力平衡與安撫保守派的考量下核可收網行動。
然而，情治機關錯估野百合學運後的社會動能，過度自信，以為掌握足夠證據便能壓制外界質疑，未事前知會清華大學校方即逮捕廖偉程，成為案件失控的破口，引發校園與社會大規模抗爭，促成《懲治叛亂條例》提早廢止。然獨臺會案並非終點，在1992年5月《刑法》第100條修正前，檢調仍持續以預備內亂等罪名偵辦後續臺獨案件。儘管輿論高喊「反政治迫害」，國安局仍將本案視為敵我政治鬥爭，以「依法辦案」自我辯護並推動反制宣傳，顯示其面對臺獨的敵我框架並未鬆動；即使修法後，情治機關的監控與政治操作亦未隨之停止。

關鍵詞：獨立臺灣會、海雷專案、青蜂專案、國家安全局、法務部調查局、懲治叛亂條例、史明

摘要：
本文以鹿谷與周邊中高海拔的茶區為例，結合官方檔案、比賽評審報告與口述歷史，探討1970年代以來茶農為因應地形、茶園擴張、品質認知及勞動力供給轉型，而調整茶菁採摘的勞動調度機制，形塑地方茶業的生產模式與經營策略，說明手工採摘與產業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隨著茶葉由出口導向轉向內需市場，飲茶風氣日盛，凍頂茶成為高級茶，手工採摘更成為其品質標誌。為因應市場偏好，茶農普遍栽培青心烏龍，致使採收期集中，加劇短期勞動力缺口。在此背景下，茶農選擇手採以維持品質與形象，卻也因茶園擴張與本地勞動力不足，勞力來源從傳統的換工機制轉向外僱採茶班。傳統換工蘊含人際關係所形成的非正式約束與品質規範，有助維持採摘水準；外僱工依斤計酬，為求多摘多得，品質往往良莠不一，易致茶菁受損，使茶農在效率與品質間陷入兩難。本文指出，除了製茶技術與比賽制度外，茶菁的採摘時機、標準與人力調度，亦是左右製程穩定與風味的關鍵。在回應市場期待與應對勞動條件變遷的過程中，茶農展現持續調整的能動性，手採既成為品質保證，卻也成為限制其彈性轉型的結構性制約。本文主張，應跳脫「機械化即取代手工」線性假設，轉而從地形條件、品質規範與市場認知的互動中，理解農民如何在多重限制下所做出的策略選擇。

關鍵詞：凍頂茶、勞動調度機制、換工、機械化、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