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期季刊 | 學術季刊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瑢真：

收購黃金：17世紀大員商館貿易的策略與成效

頁 1-53 [ 摘要 PDF ] [ 全文 PDF ]

摘要：
荷蘭人來到亞洲的初期，「黃金」即被視為亞洲域內貿易重要的交易物資。荷蘭東印度公司位於亞洲總部的巴達維亞之總督庫恩（Jan Pietersz. Coen，任期1619-1623, 1627-1629）曾提出以檀香木、胡椒與西班牙里爾（銀幣）交換中國貨物和黃金；再以黃金和胡椒交換印度織物的看法。大員商館被賦予收購大量中國黃金之重責，以助公司推展印度的織品等貿易；並期許藉由黃金的取得，減少對荷蘭母國資金的依賴。
然而，中國黃金的對外輸出受制於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等多重因素，使得大員商館難以全面掌控其供應狀況。面對此一變動局勢，公司嘗試以銀（日本白銀、歐洲銀幣）與胡椒等貨品進行彈性調度，期能在有限資金與較低成本下，盡可能獲取更多的黃金。
儘管銀作為收購中國商品的籌碼，對絲貨的採購具有顯著的推動效果，但其對黃金的影響則顯得更為複雜。即便銀大量流入，公司對黃金的收購卻未必呈現同步增長。相對地，當中國黃金大量湧入大員時，公司反而轉向以胡椒等貨物作為主要交換手段。這些現象的背後，不僅攸關金銀數量波動和兌換比率的問題，也牽涉到公司在全球資金調度與貨物流通的整體策略，以及其與唐人之間跨境的商業角力。

關鍵詞：金、銀、胡椒、大員商館、巴達維亞、荷蘭東印度公司

蘇聖雄：

先期作戰：國防部情報局的反攻大陸兩棲特戰

頁 55-108 [ 摘要 PDF ] [ 全文 PDF ]

摘要：
本文運用國防部情報局檔案、臺美解密檔案與兩蔣日記等史料，重構1962-1969年間情報局主導的反攻大陸兩棲特戰，指出反攻大陸非僅單純政治口號，同時也有配合國光計畫、由情報機構推動的「先期作戰」。本文從蔣中正「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與「間接路線」戰略出發，說明蔣經國如何整合國安局、情報局等「大陸工作」體系，將特種作戰與情報工作結合，形成以兩棲滲透發展、兩棲滲透突擊與海上襲擊為主的作戰模式。復依行動類型與戰場變化，分析多起兩棲特戰的構想與結果。解密檔案呈現，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訓練、裝備與若干個案中確有參與，然其政策立場僅限於支援情報行動，而不支持正規軍登陸。本文進一步對讀中共「全殲美蔣武裝特務」的勝利敘事，與臺灣藉戰果和烈士營造的先期作戰心戰圖像，指出兩棲特戰一方面強化中共內部鎮壓與國族動員，一方面又在臺灣社會維繫國民黨政府的反攻話語。總言之，情報局兩棲特戰既未能導發大陸反共抗暴，亦未能創造登陸契機，反而突顯兩岸軍力落差與國軍戰力侷限，與作戰目標愈離愈遠，同時呈現反攻大陸在政治宣示、心理作戰與實際戰略之間的張力；其展開與收束不僅深刻影響戰後臺灣戰略變遷，亦折射冷戰時期東亞權力格局與安全秩序的多重面貌。

關鍵詞：蔣中正、蔣經國、國防部情報局、中央情報局、國光計畫、大陸工作、特種作戰

黃東凱：

繼承與改革：以李登輝的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方案為中心（1988-1990）

頁 109-140 [ 摘要 PDF ] [ 全文 PDF ]

摘要：
本文以李登輝擔任總統初期推動的「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方案」（以下簡稱「充實」）為主題，討論他如何透過此方案改革萬年國會。「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係指國民大會、立法院與監察院。「充實」一詞是1970年代《臨時條款》修訂時賦予政府舉辦增額民代選舉的法律用語，亦為蔣經國慣用的政治修辭。蔣經國晚年對國會改革態度曖昧，但仍留下〈國會革新芻議〉，成為李登輝充實方案的依據。本文分析李登輝基金會史料中談話紀要與研究計畫等，認為李登輝有意採取充實方案，漸進降低資深民代比例。
李登輝的充實方案可用「表與裡」的概念來理解：李登輝以公開言論宣示繼承蔣經國改革路線與充實方案，實際操作則藉由通過《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職條例》與增加增額民代席次，稀釋資深民代的比例，此一現象反映出繼承與改革、充實與稀釋之間表面矛盾而實則相互依存的辯證關係。
1990年6月大法官解釋確定資深民代必須限期解職，自該年3月學運至國是會議期間，各種改選方案激增。充實方案顯示李登輝1990年以前已著手思考民主改革的途徑，而非僅止於政治鬥爭，並據以重新評價李登輝繼任總統時期的成就。它同時揭示李登輝在權力不穩時展現的政治策略，即以蔣經國繼承人自居推動實質的國會改革。

關鍵詞：李登輝基金會史料、蔣經國、萬年國會、法統、國會全面改選

蕭阿勤：

從地方性到國族性：魚種、漁村觀光化與臺灣認同

頁 141-226 [ 摘要 PDF ] [ 全文 PDF ]

摘要：
　　本文探討臺灣近30年以舉辦新興節慶為主的漁村「觀光化」變遷中，兩個節慶主題魚種──烏魚與虱目魚──的象徵意涵變化，並與另一關鍵的養殖魚種吳郭魚對照，又略論黑鮪魚的情形。本文指出烏魚與虱目魚在臺灣歷史文化上，都有悠久而重要的角色，被賦予深厚的「在地性」，而兩者在物質上也有特別的「示能性」。在漁村觀光化推助下，相較於烏魚，虱目魚備受一些節慶主辦方及民眾關注，在論述上不斷增添其社會、文化、政治的意涵。這使其象徵地位從代表鄉鎮、縣市、區域，提升到臺灣整體，從其深厚的地方性發展出高度的「國族性」。與虱目魚並列為臺灣水產養殖雙雄的吳郭魚輸入臺灣的歷史短，但深入民眾生活的程度，與虱目魚已相差無幾，同樣深具常民性，但迄今僅有兩次以牠為主題的漁村節慶；牠被賦予的正面的「臺灣性」或國族性，難與虱目魚相比。這主要有四個因素：吳郭魚歷經雜交育種，身分曖昧多變；牠始終有負面評價；缺乏關於吳郭魚的民眾生活經驗故事傳播，使牠難以常民性為基礎而發展其國族性；牠在漁村觀光化中缺席，缺乏地方節慶的行銷宣傳來塑造其地方性。吳郭魚的地方性顯得薄弱，因此難以被建構出高度的國族性。黑鮪魚雖因「屏東黑鮪魚文化觀光季」而揚名，但更缺乏歷史文化深度，在國族意涵塑造上更加不易。

關鍵詞：虱目魚、烏魚、吳郭魚、黑鮪魚、漁村觀光化、地方性、國族性、臺灣認同

蘇慶軒：

探索情治機關在戰後臺灣政治發展中的角色與影響：以監控類檔案為中心

頁 227-262 [ 摘要 PDF ] [ 全文 PDF ]

摘要：
　　2018年起情治機關移轉大量監控類檔案至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這批檔案成為研究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重要素材。然而，在這批檔案開放應用前，史學者已然提出頗具洞見的觀點，說明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過程與路徑，那麼這批檔案究竟具有何種研究潛力，而得以產生更多貢獻？本文認為，既有戰後政治史研究較關注領導人的決策、黨國體制的在地化、美國的壓力以及臺灣社會的挑戰等，較少以情治機關為中心說明這些機關的工作如何影響戰後臺灣政治發展。透過2018年起開放應用的監控類檔案，本文認為可以將情治部門的工作分成「監視」與「控制」，前者用於情蒐異議人士的動向，後者用於影響異議人士，弱化或避免他們挑戰威權統治的言行出現，而情治機關透過「監視」與「控制」的循環，維繫威權統治的運作。換言之，這批檔案除了用於強化或驗證既有研究的論證外，還能更進一步以情治機關為中心的研究視角，重探威權統治的建制、發展與鬆動。

關鍵詞：監控類檔案、情治機關、政治發展、威權統治、中國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