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六世紀末西班牙人遠征菲島前，菲島已存在奴隸，等到占領該地後，皇室和教會人士多反對奴隸制，但因勞動人力不足，菲島奴隸持續存在，主要隨著軍事行動和貿易來到馬尼拉。從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四○年代，西班牙人透過遠征俘虜並奴役馬京達瑙、蘇祿、特納提、Lutao、卡拉棉和巴丹群島的住民。其次，奴隸是項商品，除了透過中國商人和葡萄牙商人之手運販到菲島之外，穆斯林商人和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也曾參與奴隸買賣，其中葡萄牙商人扮演主要角色。外國奴隸主要來自非洲、亞洲各地，有不少奴隸是受洗教徒，但西班牙化程度高的教徒奴隸在十七世紀的菲律賓社會似乎不多見。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期間有不少Cafre奴隸服役於帆船，從菲律賓前往當地，但也有奴隸服務於北臺灣長官和商人家中。有的奴隸因不適應北臺灣氣候而逃走。另有位孟加拉奴隸是外科醫生，也曾前往北臺灣。等到1642 年荷蘭人打敗北臺灣的西班牙人以後，不少卡加揚人和邦板牙人也成為荷蘭人的奴隸。
　　在菲島擁有奴隸的多是有軍職或官職的西班牙人、宗教團體、葡萄牙人、華人及菲島原住民上層階級。有的奴隸會被主人出借、轉贈、轉售或轉嫁他人。購買奴隸須負擔運費及支付奴隸本身的價格。十七世紀之初一般奴隸運費從12 比索降至10 比索，孩童奴隸運費較低，有8 比索，若外加食物須多付費用。十七世紀菲律賓的奴隸身價一般維持每位50 比索，孩童奴隸價格較便宜，除了1648和1649年的市場價格不穩定之外，其中高價購買者多是華人。奴隸提供重要勞動力，常見的工作有服役於帆船，也有於陛下營地鑄造大砲、服務於主人家中或從事耕作。有的奴隸遭遇悲慘，可提起訴訟，請人辯護，但成功例子有限；也有主人善待奴隸。到了十七世紀末，隨著奴隸被解放，菲律賓的奴隸也逐漸消失。

關鍵詞：西屬菲律賓、北臺灣、奴隸、貿易、葡萄牙人、十七世紀西班牙文史料

摘要：
　　日治初期來到臺灣的日本人，或稍晚於日本統治上軌道後而來臺尋求發展的日本人，其第二代可能在臺灣出生成長；若該日本人家族直到1945 年日本戰敗後才離開臺灣，則與臺灣的關係長達三、四十年以上。本文考察的池ノ上嘉家族正提供一個案例。
　　池ノ上嘉（1883-1946）於1912年來臺，任職臺灣總督府專賣局，1920年辭職後進入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1940年轉而參與開洋興業株式會社。池ノ上嘉從公職轉到公司經營，其活動的具體內容為何，本文首先探討其人脈關係及經濟實力。其次，池ノ上嘉的4子與2女之中有5人為「灣生」，均接受良好的教育，成為日後發展的重要憑藉。探討池ノ上家第二代的求學歷程，有助於豐富臺灣教育史的研究。再者，了解池ノ上家族的戰爭經驗，以及戰後從臺灣返回日本重新建立生活基礎的過程，更可以深化吾人對戰時下的臺灣，以及戰後臺日關係史的認識。

關鍵詞：池ノ上嘉、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大成火災、臺北高等學校

摘要：
　　二宮尊德（幼名金次郎）是戰前受過日本教育者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除了因為二宮是修身書中的常客之外，一度出現在校園中的二宮金次郎銅像可能也是重要的印象來源。
　　1920年代中期起，日本本國因為地方商人要推銷自家產品，開始製作「負薪讀書」少年造型的二宮塑像，受到各地小學校歡迎。臺灣的學校則是到1935年以後，在鄉土教育運動與部落振興運動的背景下，開始設置二宮銅像，鼓勵兒童、學生勤勉向學、刻苦耐勞。
　　1940年，為了慶祝日本皇紀紀元二千六百年，各地學校紛紛以設置忠臣偉人像、奉安殿、校園神社，作為紀念活動，臺灣的校園銅像也在這一年大幅增加。隨著日本戰局緊張，起初期待教化學生自我修養、貢獻地域的二宮銅像，一方面被利用來加強人心的動員，最後連銅像本身也成為戰時物資被徵用。
　　當代透過二宮銅像的記憶串起過往歷史的故事時有所聞，可能是因為二宮銅像表現的「勤勉苦讀」之價值觀，與傳統臺灣漢人社會尊崇學問的集體心性有共通之處，因此，即使橫跨三個世代，仍然可以引起臺灣社會的共鳴。已經消失的二宮銅像，事實上也是臺灣歷史記憶的一部分，訴說著近百年臺灣學校的歷史。

關鍵詞：二宮尊德、二宮金次郎、銅像、皇紀二千六百年、荒井商店

摘要：
　　森林為臺灣最顯著的地景，林業在臺灣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目前研究多集中在日治時期的林業體制，少有研究觸及戰後初期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對該體制的接收與重整，遑論以此為例，與全球環境史中廣受討論的治理性、拼裝、科技之傳播等議題，展開對話。本文以一手打造林務局且主導林業接收的慕尼黑大學林學博士、廣州中山大學教授黃維炎（1904-1988）為中心，探討其林業思想與實作，從而填補此研究史的空白。本文指出，於1930年代中期負笈德國的黃維炎，親炙當時林業界擁抱納粹自然保護政策的風潮。返國後，他又結合孫中山的林業思想、主掌農林部實驗林場的經驗、戰後中國之重建與復興等現實需要，提出「國防林業」的概念。黃維炎認為，理想的林業體制應徹底一元化與中央集權；如同軍事體系一般，中央林業機關為「大本營」，基層林業機關則宛若「前哨部隊」。1945年12月，當黃維炎著手接收殖民林業遺產時，他發現殖民林業係依著所謂「南方林業」而開展，且該體系與其國防林業恰巧位於光譜兩端。原來，1930年代，殖民林業學者與官員認為，臺灣林業有其特殊性，以溫帶之單純林為對象的「北方林業」無法直接套用。於是，他們逐步調整過去以德國林業馬首是瞻的作法，改以美國林學界之清理（liquidation）概念為核心，配合日本帝國的戰時需要，打造以會社為中心、扁平且去中心化的南方林業。為了調和此兩類林業的衝突，黃維炎做了一系列大膽的實驗，希望能將國防林業嫁接在南方林業之上。1946年10月，陳儀拍板定案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林務局的組織架構，確定該局之於臺灣森林資源的獨占。即便如此，該局仍是臺拼裝車；且其車體的龐大臃腫，不僅造成維修與駕駛的困難，且為後續臺灣林業的失序與傾頹，埋下伏筆。

關鍵詞：黃維炎、環境史、林業、林務局、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