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在發展上受到限制，因此在日本大帝國（Great Empire）之中的「滿州國」既成為台人前往發展的新天地。「滿州國」是臺人不必隱瞞真正身份的地方，建國大學更是唯一給臺人錄取名額的學校，因此一九三〇年代前往滿州的臺人增多。在日治時期五十年間，陸續前往滿州一時就職或定具的臺灣人約有五千人，由其職業來看，除了擔任中下及行政官僚外，特別值得注目的是醫生的角色。
　　滿州有第一流的一學校滿州醫科大學，也有新京、哈爾濱等醫科大學、開拓醫院，吸引臺人前往就讀，畢業後大半留在當地服務；也已自臺灣、日本、朝鮮取得醫生資格前往者，他們在缺乏醫院、醫生的滿州發揮所長，成為醫科大學教授、公司立醫院醫生、工衛體系下的官僚，都表現出亮麗的成績，其中一年一度的科學盛京賞還有兩屆頒給來自臺灣的醫療人員謝秋濤與王洛。
　　此外做為滿州國皇帝浦儀私人醫生的黃子正，在皇帝逃亡途中不但被挑選為隨行九人中之一，甚至隨浦儀一起被蘇聯軍隊逮捕，坐牢十二年才獲釋。上述這些醫生的事蹟即本文的要點，而這些醫生之前往滿州，與其家族在滿州有關，因此也探討這些醫生間彼此的親屬關係及其醫生家族的背景。

關鍵詞：臺灣醫生、滿州、滿州醫科大學

摘要：
　　本文以日治時期臺灣的林也調查與整理事業為中心，一方面透過史料的交叉驗證，探討矢內原忠雄以降、研究者對該事業在臺灣資本主義化中的定位是否恰當；另方面，本文亦帶入殖民政府觀看臺灣林野的方式、不同制度在連結後的非意圖後果以及林野本身的異質性，在整體的尺度下探討日治初中期林野事業的性質。
　　日治初期，殖民政府透過制度將林野區分為林地與林產等客體以界定利益關係者的權力內涵；然在面對台灣既有的林野舊慣時卻不時面臨舊慣與新規間難能接續的問題，直至林野調查才以保管林等緣故關係地的設置初步解決。與之對照，在政府理蕃與荒地開發等考量下進駐關有林野的資本家，其運作雖是以林地為主的過直經營，但透過林產價值方得以成立的「遺利」，毋寧是促成資本與政府結盟的重要誘因。一九二〇年代在官有林野整理事業展開後，殖民政府將林野調查查定的官有林野區分為要存置與不要存置林野，同時將地緣人民與其佔有的緣故關係地清理出來，透過授產、知識灌輸與法令強制，政府嘗試將之改造為鑲嵌於國有林中、可自行維生又無礙於山林保育的林業家，同時裨益因一次大戰而勃興的林產事業。然而，被安置於不要存置林野內、未及整理的資本家，趁著局勢改變與既往拓直經營之便，其作業竟造成當時保育意識下的濫伐。對此，殖民政府疑方面集中國有林野的經營權，另方面重新界定與資本家的關係以推動林野經營的集約；不料前述政府主導的經營模式卻在殖民母國與國際局勢的夾擠中，讓林野的疑利甚有浪費或「貨棄餘地」的危機。在此脈絡下，一套源自歐陸的知識體系－近代林業－中被援用，森林計畫事業及試圖以此套體系革新既存的經營體制且緩解林業事業的現實困境。就日治初中期的林野研究史而言，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隱含其中的演化史觀與拿理論硬套歷史的疏失，同時也為臺灣資本主義化的研究傳統與南亞環境史的對話提供可能空間。

關鍵詞：林野、林野整理、資本主義化、近代林業、環境史

摘要：
　　在目前兩岸可見的台灣文學史著述中，談及新文學的發展，大抵是從二〇年代初期陳炘、陳端明、黃朝琴……等人鼓吹白話文的奠基之功論起，並以一九二四年後所爆發的新舊文學論戰為主要敘述焦點，如此的書寫，暗示了研究者將臺灣新文學的興起視為與傳統文學的決裂與對立，但此等「斷裂關係」的呈現是否為描述臺灣文學由「舊」到「新」的發展進程的唯一視角？本文從追求「現代性」的角度出發，發現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四年間臺人在面臨西風東漸的時代新變下，對於新知、新學的強烈可求所造成的社會內部改革動力的長期需求，可能更是日後具現代特質的「新文學」得以成功醞釀的重要原因；而其中，向居文壇領導地位的傳統文人，在「舊」文學向「新」文學過渡時代所發表的若干文學改良言論，對新文學的發展也做出支援與滋養，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催化之功。因此，就此而言，新舊文學間也能存有連續而非斷裂的結構關係。其次，自追求現代文明的論述基礎上，本文更進一步探索臺灣文人既以肆應時局而致力文學改良，本當有利於早早刺激新文學的興起，卻因本至臺時再度確立以漢詩為主流的舊文學社會型態，以及其他文化、政治、社會等因素的制約影響，以致強化新舊文學相互對峙的緊張關係，而導致臺灣新文學萌芽的時機遠較日本、中國晚了許久，成為「遲到」的臺灣新文學。

關鍵詞：臺灣、新文學、傳統文學、過渡時代、現代性、對立史觀

摘要：
　　關於殖民時期的防瘧成就，幾乎所有有關臺灣醫療、衛生的著述都會記上一筆。然而日治時期的防瘧政策並非如同多數的醫學通史或回憶錄式的記述所宣稱，是一個科學的、全然奠基於防瘧知識與流行病學調查的合理政策。而以「對人法」為主、「對蚊法」為輔的原則亦不是一個靜態而一貫的防瘧方針。
　　本文應用近年在歷史研究中被受重視的地理資訊系統（GIS），以及戰前的檔案、醫學論文及小說等文本分析，試圖澄清某些假設的謬誤，並深化過去研究的不足之處。GIS有助於追溯防瘧措施在空間結構上的變化。「對人法」實施試點的區位分布特徵，一方面暴露出政策決定的非科學因素，一方面也佐證了瘧疾與開發的密切關係。一九一九年防瘧主要方針由「對人法」轉向「對蚊法」，此一政策急轉並非歷史偶然或意外，一九一〇年代國際上撲滅瘧蚊的成功案例及臺灣島內瘧疾的再流行為此項政策變革提供了時空脈絡。而「對蚊法」的實證分析顯示，相對於多數國家以中央權力指派「滅蚊部隊」或專家調查瘧文滋生來源並實施環境控制，臺灣的「對蚊法」僅由受過短期訓練的地方官員指定作業對象，因而常出現錯誤判斷，或假防瘧之名實施環境美化等非科學、不合理的政策，這也常常導致「對蚊法」無法收到成效。此外，區民被強迫成為「對蚊法」無償的執行者，其反感與無奈表現在對防瘧作業的被動與漠視上，並直接影響了防瘧成果。一九二〇年代後期，國際間「對蚊法」的樂觀主義逐漸退潮，而我們也並未看到總督府轉換方針的努力，事實上，這個政策與實際中呈現出的落差，才真正反映出瘧疾防制作為殖民醫學之一環的本質：以最容易的方法確保立即的效益。
　　透過以上動態的觀察，本文重新思考防瘧措施的樣貌與本質，並企圖指出日治時期臺灣防瘧政策之特色。

關鍵詞：瘧疾、GIS、殖民醫學、科學殖民、防瘧政策

摘要：
　　日本在二十世紀初期曾以近三十年的時間對殖民地臺灣進行全面的測量，建立了詳卻的地籍系統。在此同時，也藉由傳統時期製作的契約文書來整理複雜的租佃關係，以確立每筆土地的權力關係人及法律地位。總督府在地籍只領過程中所徵集、抄錄的契約文書，目前有一部份被保留在台灣總督府檔案中，為數將近一萬五千件，約為現行以公開之臺灣關係契約文書總量的七成五。
　　總督府抄錄契約時，曾對契約的關係人、土地座落以及真偽進行細緻的考證工作，並將新建的地籍系統登錄在契約抄本上。這讓我們今天可以輕易且準確地將傳統的契約文書和近代的地圖、戶籍、地籍等帳冊資料加以對照，以判讀各份契約的指涉地點並復原地域社會的開發史。

關鍵詞：契約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地租改正、地籍整理事業。土地台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