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臺灣原住民馬賽人（Basay）是擅長貿易以及與外來者合作的族群。近二十年的臺灣早期史研究中，研究者也討論過其商業性格和作為中間人的角色。雖然荷蘭史料清楚說明馬賽人的商業性格，但隨後的漢文史料卻集中於漢人通事、頭家，使臺灣北部的歷史在從荷蘭統治結束到清朝統治初期之間，有個明顯的斷裂。本文從1657年荷蘭官員前往噶瑪蘭巡視，並深入哆囉滿探金的旅程開始，揭示出早期馬賽人蟒甲控制臺灣東北海岸貿易的實況。馬賽人在此的貿易壟斷延續到十八世紀初，但漢人也持續滲透此處的貿易。至少到了1710年代，已經有漢人和原住民一起到東北臺灣貿易。本文也指出鄭氏遺民和何姓商人與墾戶之間可能的歷史連續性，並發掘出墾戶「何長興」在北臺灣活動的早期歷史。馬賽人與漢人通事的合作催生了興盛於十七世紀中葉的社船制度。社船的成立雖然以輸出臺灣北部的稻米為主，但它從中國帶回的日常用品，特別是鐵器，以及和原住民合作經營的東北海岸貿易路線，都可說明漢人逐漸滲透進臺灣東北海岸的商業運作。社船於1754年停止運作，但貿易仍在官方網羅之外繼續進行，此一連續性關係到十八世紀末漢人進佔噶瑪蘭開墾的歷史，值得繼續深究。

關鍵詞：馬賽人、漢人通事、社船、原漢合作、鐵器

摘要：
　　晚清臺灣的砂糖貿易，由於消費偏好，逐漸出現安平糖大多輸往華中以北，而打狗糖進口至日本的現象。過去以來，卻較少注意糖出口地的差異，是否也讓臺南和打狗的糖商有不同的異族觀和國際觀，進而對於日本領有臺灣有不一樣的因應和經營策略。特別是1870年代之後，這一群親自到日本、香港進行跨國貿易的打狗商人，對於晚清臺灣商業文化所進行的改造及其歷史意義。其次，領臺初期，一直面臨漢人武裝抗日，而必須鞏固政權的臺灣總督府，與曾經親身體驗明治維新的臺灣商人又有何關係，也較缺乏關注。再者，臺灣是一個海島，商業貿易向來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但是這群從事跨國貿易商人的經營策略和思想如何面臨傳統和現代交織的大時代變局；他們又如何變成臺灣總督府和地方社會之間的文化仲介，進而擴張事業版圖，提升社會地位，仍有待深究。
　　本文即以明治年間臺灣赫赫有名的糖商王雪農為例，試圖闡釋在臺灣割讓給日本、眾多商人巨族紛紛逃回中國之際，這群早在明治維新初期已經到日本進行貿易的糖商，為何以及如何採取不同的經營策略，擴展企業版圖，成為臺南重量級富紳。首先，說明國際貿易與商人去留選擇的關係；其次，論證為何王雪農選擇由打狗入主臺灣經濟中心、第一大城市臺南府城，以及初期事業的開展。第三，從跨國貿易與文化仲介的角度，分析他如何迅速變成臺南第一富紳。

關鍵詞：陳中和、糖商、德昌公司、銀行、三郊、網絡

摘要：
　　本文透過3 起發生在明治44年（1911）、且皆涉及食屍行為的刑事案件（宜蘭食屍案、阿里山食屍案，以及沙鹿食胎案），利用案情與背景的比較，逐一解開彼時交雜著殖民統治與多重法律繼受的法律現代化情境，藉以探索日治初期身處殖民地臺灣的日本人法律專業社群如何認知其專業。
直到審理漢人腦丁採食原住民屍身的宜蘭食屍案，在臺的日本人法律專業社群才意識到日本刑法第190條所稱之「死體」，其在「人與非人」界線的呈現，尚且容有商議的空間。面對行政高層及民間社會各自抱持著對此界線的差異想像，這些來自日本內地的法律從業者，終究還是秉持使其得以自居為文明的歐陸法學來為臺灣劃下「人與非人」的界線。
　　然而，當日本帝國領有臺灣之時，自居為文明代言人的法律專業社群卻未必已充分瞭解襲自歐陸的近代西方法制。面對殖民地臺灣與日本內地的「同而異法」情境，初期的殖民地法制官僚只能透過實際的試行錯誤來維繫形式上的「以法統治」，司法官則在屍體毀棄案件上，走向與日本內地相異的司法實踐。這般「同而異法」的情境，不僅提供身處殖民地的法曹自行解釋適用日本刑法的機會，也促成殖民地的法律專業社群得以跨過日本內地的代理，直接透過自主繼受的方式而與歐陸法學取得聯繫。

關鍵詞：屍體（/死體）、死胎、在臺日本人法律專業社群、殖民地司法實踐、日本刑法

摘要：
　　本論文從企業史的角度出發，以1950-1970年代臺灣汽車業規模最大的兩家企業――裕隆公司與福特六和公司進行討論，比較本土與外資企業經營時所採取的生產與行銷策略，並重新檢討產業政策所帶來的影響。
　　裕隆公司初期在臺灣整體工業能力低落的背景下，以自行生產零組件和成立子公司的方式來完成政府的自製率要求。原本政府採行獨佔性經營的策略扶植裕隆公司，但之後政府考量到供應量不足的問題，進而開放新廠商設立與部分進口，使得裕隆公司的市場受到壓縮。這樣的政策轉變，顯現出政府產業政策缺乏一致性。作為汽車業後起者的外資福特六和公司，因政府要求後進廠商的自製率必須與先進廠商具備相同的水準，該公司在短期內運用母公司既有的技術與生產經驗，促使品質能於短期間達到國際水準，讓福特六和公司與衛星工廠的產品能夠邁向出口之路。
　　透過兩家公司的發展經驗比較，可歸結出裕隆公司經驗是在進口替代政策下以滿足國內市場為導向，福特六和公司除了欲參與國內市場外，還進一步成為美國福特體系生產分工的一環。早期政府對汽車業的政策著重於國內生產至上的策略，僅要求中心工廠提升自製率，並未擴及到對周邊事業的扶植與考慮到小規模生產是否合乎經濟性，顯現出產業政策對組裝性產業的侷限性。

關鍵詞：汽車、裕隆公司、福特六和公司、產業政策、自製率